这些入了城的乡贤缙绅,他们对什么时候涨价,涨多少,都存在着十分普遍的默契,尤其是城中依靠租赁之业为生的经纪买办们,会不断的告诉这些乡贤缙绅,该涨了,涨多少。
店家如果选择不干了,那么房东可以立刻马上,通过这些经纪买办,将店面租给下一个追梦者。
侯于赵很快就发现,不仅仅是餐食这一个行当,杭州城里152个行当里,有九成九的行当,都处于这种状态。
这些个店家们,不是在做生意,而是在替房主干活儿,他们的努力和奋斗,都变成了地租,分配给了新的乡贤缙绅。
比如浙江织造局,建立在杭州府城内,杭州府人口超过了二百二十万人,而织造局有织工织娘两万四千人,织造局还没有造好自己的官舍前,织造局每月给银,让匠人们租赁房舍居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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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附近房舍的房东们,会不断的打听织工和织娘的劳动报酬是否增长、涨了多少,织造局补给匠人租房的津贴增加了多少,以此来调高房租。
也就是说,在织造局的匠人们,他们劳动报酬都通过地租,转移到了这些房东的手里。
织造局营造匠人官舍的时候,就闹出了民乱来,织造局营造了四个万家园,用于安置织工织娘,结果在开工的时候,不断有人去工地闹事。
侯于赵采用了十分果断的手段,把这些胆敢闹事的游手好闲之徒、指使闹事的房东们,全都抓了起来,南洋缺人,连甩鞭子的都缺,全都流放到了南洋,才没人敢跟杭州府衙龇牙咧嘴了。
这类的事情太多太多了,比如浙东运河、杭松驰道修建等等,侯于赵是个以立场看问题的人,凡是立场完全相悖,被判定为万历维新的敌人,侯于赵下手,就绝不留情。
经过了还田和巩固还田后,侯于赵观察浙江经济,得到了他说的三个结论。
农业技术进步、修桥补路增加货物流动、农业剩余能交换到更多的商品,粮食的供应增多,价格下降却不会相应变大,甚至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,粮价因为供需关系,还在上涨。
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,被田土、仓储等等地租鲸吞;
衣食住行都和地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,匠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开始下降。
匠人们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:明明随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变得丰富,生产效率提高,劳动报酬增多,手里的钱变多了,可钱好像越来越不经花了,可生活上,反而处处都是困扰,这真不是匠人们不够努力;
对于工坊主而言,匠人们要求劳动报酬增加的要求是极其合理的,可是这代表着成本增加,相应的货物价格就会增长,价格增长,必然带来销量的降低,此消彼长,赚的甚至不如便宜的时候多。
如果把发展的净收益叫做剩余的话,地租在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,对‘剩余’的分配进行争抢,把本该属于工坊主、匠人的那部分剩余给抢走了。
侯于赵从小面的例子,讲了杭州府各行各业的现状,再讲了官厂修建匠人官舍的种种斗争,来证明他这三个观点。
为何时代的进步、变革、个人的奋斗和努力,最终都会变成地租,流动到这些不事生产的乡贤缙绅手中?
在侯于赵看来,因为地权就是主权。
地权是主权的分化、细化,主权是国家、朝廷在自己辖区内施行政策、极具排他性的政治权力,地权作为主权的分支,获得了部分地权,就获得了部分的主权。
“百事千法皆收租,国事唯艰民多难。”朱翊钧看完了侯于赵的奏疏,写了一句批注。
大明的官员和学者不分家,尤其是关于政治学,这东西确实得有实践经验,才会有更加切实的领悟,侯于赵主抓经济,他通过奏疏,跟陛下讲明白,乡贤缙绅、收租经济对发展的严重危害。
就以杭州府为例,杭州的地租,普遍每年5%的递增,只需要十四年的时间,地租的价格就会翻一倍,很多地方的地租增长可不仅仅翻了一倍,而是翻了数倍。
如果工坊主们拿到了利润,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扩产,可能购买朝廷的铁马增加机械工坊,提高产量;
如果匠人们得到了足够的劳动报酬,他们可以生育更多的人口、可以到匠人学堂进修提升自己、可以有闲钱去实现自己的奇思妙想,提高技术进步。
可城中的房东们,他们拿到了银子,只会去购买更多的铺面、土地等等,哄抬杭州府的地价,等于哄抬了杭州府的地租。
不是所有的房东们都会血赚,有些人盲目加入其中,轻易相信他人鼓噪言论,吃了别人画好的大饼,盲目置业后,产业没有足够的客流量,所置产业的价格昂贵的同时,且欠了钱庄大笔的利钱,最终结果,往往是一地鸡毛,血本无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