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女人还在缝鞋。
鞋帮上的一道线她缝了两回。头一回缝歪了,她把线拆了,重来。
顾惊澜在门口站着。
“又来了。”
“又问一件事。”
那个女人把鞋放下。
“问。”
“你男人的条子,”顾惊澜说,“是谁送来的。”
“门房送的。”
“送来的时候,上头写的是什么。”
那个女人想了想。
“写的是病死。”
“病死。”
“他死在开春。”那个女人说,“开春就有病,咳嗽,咳了半个月。一个月里死了七个,条子是一起送的。”
“一起送的,几张。”
“七张。”那个女人说,“放在一个木盘上,上头盖了一块布。送的人把布掀开,叫我认名字。我不认得字,他念给我听。”
顾惊澜走进来一步。
“念完了呢。”
“念完了画横。”那个女人说,“画完他把条子收回去,说,人没了,衣裳可以留下。人没了,衣裳留下了。”
“病死的衣裳送回来。”
“送回来。”那个女人说,“冻死的不送。冻死的人衣裳是硬的,掰不开,就地埋了。”
顾惊澜把袖子里的木牌拿出来。
她没有递过去。她把它捏在手里,让她看见。
那个女人看着那块木牌。
她的手停了。
“这一块。”
“这一块。”
那个女人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。
“这一块是我男人的。”她说,“开春收牌子,我把屋里翻遍了,没有。我跟收牌子的人说丢了,挨了一顿骂。”
“牌子该在哪儿。”
“牌子挂在腰上。”那个女人说,“人没了,腰上的牌子收回去,跟条子一起交上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