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情况,还不明显,但随着开海日久,影响越来越大,甚至连河南、山西等地的穷民苦力,也在想方设法的离开。
其次就是财富流失,一些畏惧朝廷威严的富商巨贾,在南洋稍有起色后,就立刻选择了举家搬离大明,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财富的流逝,白银的流逝。
还有最可怕的一些亡命之徒,在大明犯下了大案,因为宽松的海禁政策,就立刻逃出了大明,海外的路引政策并不健全,只要走出了五个市舶司,立刻是海阔任鱼跃,天高任鸟飞了。
保守派从组织生产、白银的流动、社会安定程度出发,去讨论海贸收紧的禁令。
开海派则坚定的认为,领土的扩张,是族群的扩张,是人的扩张。
大明在海外开拓的总督府,大明人还是太少了,夷人还是太多了,汉人的比重不是绝对多数,就会有反复的可能,即便是吕宋,汉人的占比,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,只有不足六成。
这样的一个比例,是非常危险的,一旦出现了反叛,就可能势若燎原之火,一如当年交趾三司。
永乐拿到了又失去了,万历再次失而复得,还要再丢掉不成?
大明丢掉安南的根本原因,不就是成祖文皇帝没有大规模迁民到安南,才让安南有了跳反的机会?大明初年,有湖广填四川这样大型迁民政策,到现在连云南都没丢。
不填民,这些海外总督府,始终都只是飞地。
人不够,那就想办法多生点孩子就是,百姓们,穷民苦力们为何不生?是他们不想吗?还不是分配过程中,有人占据了太多的财富,又扣扣索索不肯对下分配,生活都无以为继,衣不遮体,食不果腹,又如何生养。
其次,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,并不是理所当然地随着富裕程度提高而提高。
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物质是道德的基础,物质是道德前提,松江府以前就是个滩头,随着开海富了起来,但道德,非但没有提高,反而有下降的景象。
穷民苦力们给势豪们干了活,势豪们真的连劳动报酬都敢赖掉!
最重要的是,出海给了穷民苦力更多的选择,才促使势豪不得不更多的向下分配,如果没有这个博弈的机制存在,松江府、广州府等劳资矛盾冲突的地方,万历九年废除了贱奴籍制度,怕是早就堂而皇之的重现了。
开海派则是基于社会财富的分配、社会道德滑坡导致社会安定程度下降、矛盾博弈等等方面,反驳了保守派们的倡议。
保守派和开海派各执一词,吵得天翻地覆,而朝廷对此默不作声,任由民间讨论,因为讨论的浪潮越大,原来还有更多选择的事实,就会被更多的人知道。
万历初年刚开海的时候,大明舟师、天文观测、牵星过洋术、海船技术都很差,甚至不如葡萄牙、西班牙,这就导致,当初即便是近海贸易,船只的回航率不是很高,出海虽然不是九死一生,但十分危险。
开海二十三年之后的今日,大明近海贸易安全回航率,超过了九成九,其实已经非常安全了。
保守派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,选择了闭嘴,不再更多的讨论,因为他们发现,自己家的丫鬟仆人,都在私下里议论起来,原来出海,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么危险,似乎出海去博一博,未尝不可。
保守派选择闭嘴,但开海派开始了穷追猛打,而且他们咬住了保守派最致命的一点,那就是万历九年废除贱奴籍和薪裁所的建立。
大明开海后出现了一批以手工工坊为主的工坊主,这些工坊主逐渐变成了富商巨贾,他们固然道德低下,但以文化贵族、圈地养奴为主的旧势豪们,道德更加低下。
朝廷废除贱奴籍制度,还要明里暗里的进行抗衡,最终激起了江南奴变,奴仆们操戈索契,削鼻班的可怕,至今还在流传。
而朝廷倾斜了大量资源建立的薪裁所,就是为了缓解劳资矛盾,而新出现的工坊主们,至少还每年发一点开工银,虽然这个习俗是来自于官厂,来自于王崇古,而且民坊普遍发的不多,可是,发的不多也是发了。
这些保守派反对出海宽松,不就是想着继续作威作福,让人为奴为婢吗!
“可以看得出来,明面上讨论的是宽松的出海条件是否需要收紧,实际上,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挑战旧文化贵族。”朱翊钧敏锐的察觉到了这次论战背后的主要矛盾。
作为地主阶级、旧文化贵人的利益代表,大明皇帝陛下,对此却没有任何的表示,甚至没有一点拉架的意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