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上,安南也和大明高度绑定在了一起,甚至不是大明,只是广东和广西。
这种境遇下,安南人又该如何摆正自己的认知?不跟大明做生意?还是不到广西砍甘蔗?不用汉文汉话?不用大明政治框架?一个都做不到。
统治阶级内斗斗争残酷血腥,乱成一团,没空继续反明的时候,这民间自然心慕王化。
这次大明军南征的路上,甚至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,安南军队的战斗意志,疲软到不如林道乾的海寇,至少那些海寇还真的悍不畏死的对着大明军发动了冲锋。
以至于升龙城都打完了,大明军主帅刘綎、陈璘,还在讨论:安南的主力,究竟在哪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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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生,这安南比朕预想的要好打得多。”朱翊钧由衷的说道。
张居正面色犹豫的说道:“高攀龙那本杂报也是这个看法,好打,不好治,陛下,这高攀龙不是个贱儒吗?他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,有点怪异了。”
高攀龙前几天和林辅成、李贽联名,写了一篇《大明真的可以例外吗?》,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,张居正也看了那篇文章,并且还专门注释了一番。
这篇文章说大明不能例外,张居正深以为然。
神圣性,神这种东西,是不可以流血的,一旦开始流血,那就不是神了,大明有很多特殊性,但一个洪武宝钞的败坏,就能破了这金身,大明的特殊性不具备神圣性,那就是不可以例外。
张居正非常非常讨厌自开海之后,基于华夷之辩诞生的《大明例外论》,海外那些跟头,大明不能只当看笑话,这些发生在蛮夷身上的事儿,也有可能发生在大明身上。
例外论,其实否定了矛盾说。
矛盾说的根本是万事万物存在普遍矛盾,一个个小的矛盾、次要矛盾的走向,改变大矛盾、主要矛盾的走向,矛盾的堆积,会量变引发质变,很多蛮夷身上发生的事儿,都是这种量变引发的质变。
大明不能例外,而是应该常怀警惕之心,可是例外论,会毁了这种警惕之心。
在万历元年,皇帝读书,张居正就对皇帝解释过异端两个字,神神佛佛、神圣性,都是异端。
“高攀龙现在不算是贱儒了,他治学矛盾说、阶级论后,就不一样了,人呢,还是要多读书。”朱翊钧倒是对高攀龙的变化,感觉欣慰,可惜的是,大明茫茫多的贱儒,发生改变的也就两三个人而已。
朱翊钧很快就拟好了一份恩赏名册,其中娄虎骆尚志成为了大明的新昌伯,世袭罔替。
安南征伐一共分为了三个阶段,这刚刚完成第一个阶段,如果三个阶段打完,下次见到骆尚志,就要称呼其为新昌侯了。
张居正,这个已经致仕的宜城侯、元辅帝师、太傅,也有了一份厚重的恩赏,皇帝赐了一大堆的宝物,以酬其画策之功。
大明对安南的军事攻伐,的确是万历二十二年开始,可对安南的经济攻伐,舶来粮之事,可是张居正在万历六年主导。
舶来粮,极大的催化了安南的内部矛盾,奠定了大明军攻伐的顺利。
皇帝次日如约,没有召见大臣议事,而是休息了一天后,继续开始了忙碌。
张居正专门跑了一趟,希望陛下履行自己的许诺,张居正还在,申时行还能请得动张居正,如果张居正不在了,那谁来劝陛下,就成了一个难题。
人流动的方向,是欲望的方向,也是放纵的方向,而不是所谓的文明的方向,这是黎牙实在松江府参加聚谈时候,和江南士大夫们讨论的话题。
在黎牙实经过了大半年的航行,终于抵达自由角的时候,他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例证。
自由城,就是最好的例证。
这里没有任何的秩序可言,绝对的自由,意味着绝对的混乱,但这里的港口依旧十分繁忙,街上人头涌动,那一排排的娼妓馆,在反复告诉黎牙实,他当年极度厌恶的泰西,就是这个模样。
权力不会出现任何的真空,这里没有朝廷,没有市政厅,没有传教士设立的公学堂,但这里有无数的海盗,这些海盗、黑帮,就是这里权力的掌控者。
他们掌控着这些娼妓的命运,随意的玩弄、毫无惩罚的杀死各色奴隶等等,街上都是各种无人问津、已经腐烂的尸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