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停。”马圣打断道,“供应商提供的热膨胀系数?哪个供应商?数据来源是什么?测试标准是什么?是材料出厂时的标称值,还是你们按照我们实际可能遇到的湿度、老化条件复测过的值?”
工程师愣了一下,似乎没料到问题会回溯到这个基础层面。
“是……是供应商Datasheet上的典型值,ASTM标准测试的。我们……我们基于这个做的仿真。”
“典型值?”马圣重复了一遍,语气里听不出情绪,但那双眼睛牢牢盯着工程师,“我们用的是特定批次、特定工艺的碳纤维和特定牌号、特定热处理状态的铝合金。供应商的典型值是一个范围,还是一个固定值?这个范围的上限和下限是多少?如果取上限,你的0。8毫米位移会变成多少?如果取下限,粘合剂的剪切应力会如何变化?”
工程师的额头上开始冒汗,他翻动着手中的纸张,试图找到支撑。
“这个……供应商给出的范围是……我需要查一下具体的Datasheet。但仿真时我们取的是中值,应该是合理的……”
“应该?”马圣打断他,身体靠回椅背,但眼神逐渐尖锐,“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‘应该’,是物理事实。碳纤维的热膨胀系数是各向异性的,沿着纤维方向和垂直方向可以差一个数量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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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的仿真模型里,碳纤维铺层角度是怎么设定的?有没有考虑实际铺层工艺可能带来的角度偏差?这种偏差对整体热膨胀行为的影响,量化过吗?”
“还有粘合剂。你选用的粘合剂,它的模量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是什么样的?在-40°C时是不是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?在85°C时会不会软化得像橡皮泥?”
“它的老化特性呢?在加州紫外线和昼夜温差循环下,六个月后,一年后,它的性能衰减是多少?你的仿真模型里,粘合剂是理想的弹性体,还是引入了时间、温度、湿度相关的本构模型?”
一个个问题,像手术刀,精准地剥开工程师基于“合理假设”和“典型数据”搭建起来的、看似稳固的技术方案,露出底下未经夯实的地基。
这些问题并不刁钻,
它们指向的都是这个具体问题A最根本的物理和化学原理。马大圣没有引入任何无关的B、C、D知识来做自作聪明的类比,他就是死死咬住A本身,要求对话者必须对A所涉及的全部基本事实,有彻底的理解和基于实证的把握。
工程师的脸色从忐忑变成了苍白,他手里的纸张被捏得微微发皱。
有些问题他能模糊地回答一部分,有些则完全触及了他的知识盲区或工作疏漏。他试图解释,语速越来越快,夹杂着更多的专业术语,但逻辑链条在马圣冷静的追问下,开始出现断裂和含糊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主要参考了之前莲花底盘的一些连接经验,还有航空航天领域一些复合材料应用的案例……”
“莲花用的是玻璃纤维和钢,还是铝合金?航空航天案例的温变范围、载荷谱、寿命要求和成本约束,跟我们一样吗?”马圣的声音不大,但那种毫不妥协的追问,比咆哮更具压迫感。
“不用你关于B、C、D系统的经验,对A系统做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类比。而类比,是通往错误最便捷的路径。”马圣总结道,语气里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近乎残酷的、对模糊思维的零容忍。
“我要的,不是可能,不是大概,不是工程上通常。我要的是,因为A,所以B,在C条件下,误差不超过D。如果条件C不满足,我们就去创造满足C的环境,或者修改方案直到它满足。如果因为A所以B这个逻辑链条你无法用数学和物理严格证明,那就不要把它当作事实来使用。”
“现在,回去。把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可能,都变成是或否,把每一个变量,都追溯到它的物理源头和可测量性。三天后,我要看到新的报告,里面不应该再有可能、大概、通常这类词语。如果有,你就不必再负责这个模块了。”
工程师站在那里,眼神有些发直,手里的资料似乎变得重若千钧。他意识到,自己带来的这个“进展”,在老板这种刨根问底的审视下,可能连半成品都算不上,只是一堆建立在流沙上的漂亮图表。
马圣沉默了几秒钟,看着工程师额头的汗珠和眼中逐渐清晰的惶惑。
他没有继续施压,也没有发怒,只是缓缓说道,“我知道这很难。每一项都需要时间,需要测试,需要钱。”
“但如果我们连自己用的材料在最基本的热膨胀行为上都不清楚,我们怎么敢说这辆车能在死亡谷的夏天和阿拉斯加的冬天都可靠?怎么敢把它卖给客户?”
他指了指工程师手里的纸,“去找塔彭宁,申请资源,制定计划。我们有百分之多少的置信度。明白么?”
似乎是对这位没有用“youfired”作为对话的结尾,工程师如蒙大赦,又像被抽空了力气,点了点头,声音干涩地说了句“明白了,埃隆”,便匆匆转身离开了,背影显得有些仓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