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兵的。”押队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,把手伸出来,“过河钱。”
汉子从怀里摸出几串钱,数给他。
押队没收。他把手托着,掂了掂。
“轻。”
“官人,数过的。”
“我说轻。”押队说,“再加二百。”
汉子加了二百。
押队把钱丢进脚边的筐里,看也不看。
叶孤鸿站在外面,看了一会儿。
收钱不用秤,用手掂。
用秤,就不必看人;用手,就得看人一眼。
他记住了一件事:这个押队,收钱是要看人的。
渡口堵着的人,一个挨一个地等。
叶孤鸿看了一遍。
人群里有三种人。
第一种是去北边找人的。找一个兄弟、一个丈夫、一个爹。这种人排队排得最靠前,也最焦躁。
第二种是去北边做生意的。皮货、药材、盐。他们不怕排队——排队的时间,他们能打听价钱。
第三种人最少,也最安静。
他们不找人不做生意。他们只是要去北边。
有个女的,三十上下,抱着一个孩子。她一直看着北边,眼睛是干的——不是不哭,是哭干了。
叶孤鸿走过去,把自己那半张饼掰了一半,放在她脚边。
“我不讨。”她说。
“不是讨。”
“那是什么?”
“是我拿不动。”叶孤鸿说。
那女的看了他一会儿,把饼收下了。
“我在等一个人回来。”她说,“他不回来,我就一直等。等到河开了,我过去;河封了,我就走冰。”
“等了多久?”
“两年。”
“两年,我在这渡口过了四个冬。”她说,“头一个冬,我数日子。第二个冬,我数船。第三个冬,我数人。今年这个冬,我什么也不数了。”